戏如人生，还是人生如戏。杨佳一审被判了死刑，他的肉身也许会随着一声枪响而死去，但事情远不曾结束。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已经很多了，我想用另一种方式来讲这个事情。
这个事情从我的母亲开始。她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城市家庭妇女，拿退休金，看温情的电视剧。7月份，当杨佳事件刚刚爆发的时候，她有一阵子感到很惶恐，有时在家骂骂咧咧，说他如此残忍。那时我说，也许人家也有苦衷，可她觉得再有苦衷也不能挥刀杀人，想想被害人家属便感到心痛。前几日，我又打电话给她，电话里她告诉我杨佳判了死刑，真是可怜，他也挺英勇的，然后大骂世道不公，不得不反。
就这样，杨佳从一个残暴的人变成英勇的人，只用了短短一个月时间。我为什么要说我的母亲，因为她处在大众传播结构的最末端，她除了看看电视，偶尔读读报外，不太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观点，当她也被某些信息劝服的时候，说明这个情绪已经弥漫了。
那么，是什么让一个普通民众的情绪迅速转变，弥漫在我们周围，具有如此强大劝服力的空气究竟是什么结构的？用一个严重点的词来说，这是一场传统媒体与网络的“共谋”，在街头巷尾，在网络论坛里，人们通过对角色，真实或虚构的戏剧情节，以及具有张力的场景等戏剧要素的描述，构建了一个公共的梦幻主题——官民不两立。
首先，我们看看这个一上来就充满张力的舞台背景：警局。警局是以一个国家暴力机构的符号出现的，它在人们心里唤起的想象包括：铜墙铁壁，枪，保安，监控录像，冷峻。而在媒体披露袭警案细节的时候，也间或提到了这些词，但也提到另一些词，比如：过道狭窄，死角多，办事窗口。但这些词语明显与根深蒂固的警署形象严重不符，于是人们习惯于继续秉持原有的想象，而对这个“真实”的警署视而不见，甚至冷嘲热讽。
这个舞台的另一个背景，则是两个长期处于情绪对立的城市名字：北京VS上海。杨佳作为北京人的身份反复被提及，而“上海律师”这个名词也频繁出现在媒体，尤其是北京媒体的标题上。简单分析一下北京和上海的几家媒体标题十分有趣：北京媒体的标题上跟在“上海警方”字样后面的，多半是质疑的词语，比如“无权沉默”，“遭质疑”，“应回避”；上海的标题上也会有这样的表述，但同时也会有“披露”，“公布”，“正常执法”。当然，异地监督的媒体运作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，媒体主观上也不想挑起地域矛盾，但在客观上来说，反复区分“上海”、“北京”，已将这个舞台空间拉得超出了预期的设置。
于是，就在这样具有戏剧张力的舞台上，若干角色粉墨登场。围绕着“男主角”杨佳的，包括身份明确的遇袭民警，律师，还有面目模糊的“闸北警方”和藏在角色背后的曾在“自行车事件”中对杨佳进行过盘查的警察。这样的人物关系，从一开始便呈现出冲突，敌对，非正即邪的结构，警方对其行为“报复”属性的认定，更明确了这种结构。而在之后的报道中，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深化，“冲突”和“敌对”这种原本中性的关系发展成为“以一敌多”，“以个人对抗体制”的“反抗”关系。
这出戏中，只有唯一的受害者，便是遇袭民警。在这点上，不管是网上的言论还是媒体，都取得一致，因为生命是最可贵的，这个是争夺话语权的基础。然后，谁来扮演邪恶角色呢？暂且不论杨佳是什么角色，“上海警方”甚至整个“权力机构”从一开始就被描述成“有责任”的不能脱罪者。事件发生一个星期内，北京的媒体就吁请：沪上“警方回避”；“自行车引发的血案”这样的形容，更把读者引向一种遐想，即：血案的源头不是杨佳，而是一次“警民冲突”。而这次警民冲突又因为警方不肯披露的细节而变得扑朔迷离。“为什么警方要两次上京”？“为什么杨佳要几次申诉，他受了什么委屈？”这样的质疑出来后，“警民冲突”的话语结构，再次演变成“官逼民反”。
我们还可以看看，以“上海警方”为代表的“权力机构”是如何被“暗示”成带罪人的：杨佳聘请两上海律师；杨佳父亲委托北京律师辩护；当地警方宜回避侦办袭警案；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反面例证；上海警方没有沉默权；国家级司法机关应主动介入杨佳袭警案……这些标题都摆明了告诉大家：“上海警方”靠不住。而一个“真相由一个个细节组成”的标题，更是讽刺上海警方在办理此事时不够光明磊落。比如，你请的律师是闸北警方的自己人，而一开始还不公开。当然，媒体也用了“警方毫无准备，杨佳精心准备”这样的语句来表达警方的无辜，试图把警方塑造成弱者的形象。但人们一贯是倾向于接受与自己现有想法一致的信息，而对与自己想法不一致的，视而不见。警方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“弱者”形象，这实在是徒劳无功的。至此，这幕复仇戏剧中的冲突关系，正式被想象成“反抗与压迫”的结构。
既然“上海警方”已经不可以“无罪释放”，那么杨佳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“减轻罪责”的可能。事件开始的几天，媒体上对杨佳的形容是这样的：“残忍的”，“痛下杀手”，“暴力抗法”，“残害”。后来，随着外地媒体越来越多的介入，和对杨佳生平的报道，媒体试图以一个更中性，更人性化的手法来还原这个80后的本来面目：“青春档案”，思路清晰，“调皮的笑”，驴友，客气收敛……而一些细节的流出，更增添了杨佳此人的传奇性，比如：不杀妇孺。于是，人们不禁要问，一个正常而有理性的人，为什么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，是不是这个行为本身，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呢？
另一方面，网络发挥着舆论扩音器的功能。媒体不会，也不能直截了当陈述这种“反抗与压迫”的关系，然而在网络上，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水浒109将，于是《刀客杨佳》这样的帖子在网上蔓延。再加上早期的白宝山案，近期的瓮安事件，为这个剧本的想象增添了合理性支持，而中国历史上“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”的俗语，水浒英雄的传奇，甚至中共元帅贺龙的经历，无不唤起人们对似曾相识的其他情节的回想，为这个剧本平添修辞色彩，使其更加通俗易懂。
但是，杨佳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戏剧中的“正义角色”，而是介于“正邪”之间的，因此也让这出戏剧越发惊心动魄，因为这时，又一拨龙套跳到了舞台上，那便是众多为杨佳树碑立传的人们。
网络为公共讨论政治提供了平台，好比在后现代剧场里，舞台上下的界限被打破，观众有时被邀请参与到戏剧的表演创作中来。于是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专门制作了节目讨论杨佳为何受到吹捧。人们对杨佳案件程序公正的关注，转移到对社会道德的辩论，对善恶这个抽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都出现了巨大分歧。
关于杨佳合理性的这场辩论，双方在“劝服”彼此的过程中，将杨佳设计成一个“非暴民即英雄”的二元身份。在传统媒体上，我们几乎不会看到“英雄”这样的形容，但在这个网络论坛如此发达的国家，网络上的言论对大众情绪的影响，是不能忽略的。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标题：“杨佳，暴民还是大侠”，“是谁将顺民变成暴民？”
这种“敌我”，“正邪”，“善恶”的两极划分，赋予这则戏剧极大的张力，它不仅让受众很快形成了“自己人”与“敌人”的意识，更快速地催化了社会上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对立。而这种冲突的气氛也正吻合了大众媒体“追求戏剧性”的新闻事件的本质。并不能说这种冲突是媒体刻意营造的，但媒体的内在逻辑决定了，当她们在追求客观公正，平衡报道的时候，一出幻想大戏正在背后悄然上演。
现在，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，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态度是如何迅速转变的？随着故事情节与人物的展开，虽然我的母亲没有机会接触到网络，但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，以及网络对人际传播的影响，都无不轻而易举地将社会对立的焦虑情绪弥漫。一个简单粗暴的二元话语结构，一个跌宕的故事情节，以及一个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榜样的男主角……细节求证与逻辑推理的传播是缓慢的，而情绪的弥漫则是无门槛的，可能很多人都和我母亲一样，只是被一种情绪传染了，而这个情绪则是这出大戏最后的归宿，它在理性的暗影里泛着冷光，炫目而凛冽。
于是，理清思路，媒体和众多支持或反对杨佳的网民，为这出大戏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未来想象场景，就是——寻求真相。人们在网络论坛里和报纸上呼吁上海警方公开真相，公开审理杨佳案。但是，这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，枪声一响，大幕落下，杨佳也许难逃一死，但因这件事情而引起的辩论，依然没有答案。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